张明楷：《终身监禁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3期，第77-91页。

三是他人的基本权利，此即集体的利益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由此观之，虽然五四宪法仅在个别基本权利条款中附带了法律保留规定，但无论某一基本权利条款是否附带法律保留，皆属于需要法律予以具体规定的法定权利，法律保留条款并不具有特别的规范意义。

至于基本权利条款中是否附带法律保留、附带何种法律保留、其规范意义如何，并非理解基本权利规范的关键切入点。[7]参见杨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2页。法律限制保留与法律形成保留混合的情形，在限制部分应该严格审查，在形成部分应该宽松审查。 陈鹏，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43]此种理解参见吴杰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4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380、445、418页。[59]相比之下，参照法律保留状况的差异来排定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位阶，或许更为可取。不过，相关的法规范均须在统一框架下接受合宪性审查。

[61]例如，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规定：在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收容教育决定有效。其一，《宪法》第5条第2款从法的安定性的角度，奠定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形式前提。此种理解实际上混淆了有利溯及与不利溯及中的重大公益保护，或将引发不利溯及有利化的后果，使本应适用不利溯及的合宪性审查向有利溯及逃逸，从而变相降低审查强度，扩大法规范的溯及力范围。[18]张志铭：《中国法治实践的法理展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

据此，通过衔接各项类型化标准，不利溯及可以依审查强度的高低，进一步划分为如下8项次级类型（见图1）。其中，社会主义法制概念源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泛指我国的法律制度，而统一和尊严则意味着要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它被允许向前生效，代替旧法对已经完结的法律事实作出新的评价，产生新的法效果。二、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地位法不溯及既往是我国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我国，除了《立法法》调整的基础性法源之外，司法解释、行政规则等次级法源一旦溢出了原本的内部效力范围，对公民的信赖利益造成实际影响，则也应落入法的辐射范围。朱力宇：《关于法的溯及力问题和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若干新思考》，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5期，第15-16页。

[16]我国宪法学界已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宪法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宪法原则。[57]尽管这些规范本身并未规定失效日期，但就其名称而言，公民不难预见它们将在下一年度的1月1日自动失效。[54]不过，囿于各种有待正当化的信赖情形较为复杂且宽泛，难以精准地从正面予以界定，学界在探讨信赖是否值得保护的要件时，通常将重点集中于不值得保护情形的排除。据此，法不溯及既往作为我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性，首先体现在《宪法》第5条第1款之中。

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收容教育的人员，解除收容教育，剩余期限不再执行。该条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杨登峰指出，只有将法不溯及既往上升为宪法（立法）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法的安定性，才能彻底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不受侵害。信赖保护原理揭示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实质目标——保障公民对现行法的信赖利益。

例如，《民法典时效规定》第3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14]现行宪法也只是将人民主权、法治国家等宪法基本原则凝结在宪法的明文之上, [15]至于其他宪法原则，往往需要通过宪法解释，从既有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44]若无法准确判断次级法源的内容属性，则应从信赖保护的角度将其推定为创制性解释，遵循法不溯及既往。为此，需要以统一的宪法秩序为基础，推动司法解释制定技术的革新，使每一部司法解释都像法律那样具备明确的时间效力规范，以避免无端扩大它们的时效范围。[12]然而，否定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地位意味着立法者将在制定溯及性法律方面被赋予宽泛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可能损及法的安定性、人权保障等宪法价值，而且也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蕴含的依宪立法的要求相矛盾，并不符合我国宪法的整体价值秩序。此外，在《立法法》的辐射作用下，我国还有数量众多的规范性文件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的精神。

三、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内涵在现行宪法中，法不溯及既往根植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并以信赖保护为内核。[35]近年来，受到宪法人权保障的价值影响，权利救济日益成为主导我国程序法修订的首要目标，持续推动我国的刑事与民事诉讼向当事人主义转型，以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不断扩大。

不利溯及从根本上突破了法不溯及既往，属于实质上的溯及既往，构成了该原则的外部界限。其中，公法主要调整国家高权对公民主观公权的干预，而私法则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为一项相对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并无绝对的优先地位，若公民对于旧法的信赖不能被正当化，或者存在其他优位的宪法价值，则该原则即须退让，故应证立公民的信赖相较于其他冲突价值更具有值得保护的重要性。[91]根据《宪法》第52条至第56条的规定，我国的公民基本义务既包括了精神意义上对国家的忠诚与服从，也包括了物质意义上兵役与纳税。

其他司法解释则从审判立场出发，将案件受理、案件审结等诉讼程序节点作为判准，而不论该司法解释所调整的是实体行为还是程序行为。总体上看，法不溯及既往在我国主要规定于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4]传统观点认为，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司法解释本质上是法律解释而非立法，行政规则仅具有内部效力，因而法不溯及既往对程序法、司法解释与行政规则并不适用。准此，司法解释不溯既往在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于司法解释不溯及一审已经受理，或者一审、二审已经审结并产生既判力的案件。

而后者仍然符合法不溯及既往的要求，原则上具有容许性。将法不溯及既往确立为宪法原则的根本意义在于拘束立法者，限制立法权在时间效力维度的形成自由。

[9]参见韩大元：序，载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75]而该规定第1条第3款作为不真正溯及既往的一般规定，则不附条件地允许新法溯及既往。

其中，前者与法不溯及既往的规范目的相契合，具有内在正当性。 摘要: 在我国，法不溯及既往不仅是法律适用原则，而且具有宪法意涵。

在他看来，至少对于那些属于扩张性解释内容的，尤其是那些不利于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的司法解释，其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应以有关案件是否正在办理或者尚未办理为准，而应以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生效之前或者之后为准。（一）法不溯及既往的例外情形根据宪法原则的基本属性，法不溯及既往属于目的规范，旨在保护公民信赖利益的规范目标在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并能以不同的程度被实现。一方面，对于某些受《立法法》调整的法规范，如程序法，通说往往认为其与公民的信赖利益无涉，难以作为信赖基础并适用法不溯及既往，而应遵循程序从新原则。（一）信赖基础与法的辐射范围信赖基础指足以引起公民合理期待的各种公权力行为，既包括立法行为，也包括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

正因如此，在宪法秩序中，法不溯及既往需要面对法治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种种争议，包括但不限于法的安定性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张力，法治国家原则与民主原则的竞争，等等。因而，作为法律适用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不必受到宪法的特别规范，也难以被界定为宪法原则。

关键词: 法不溯及既往 法治国家 安定性 信赖保护 一、引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国家理念的灵魂, [1]构成现代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若能顺利排除这些情形，即可证立公民对于旧法的信赖值得保护。

在此基础上，《宪法》第5条第2款、第53条与第33条第3款之规定进一步为证立法不溯及既往的宪法地位提供了规范支持。[30]参见洪家殷：《论信赖保护原则之适用——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五二五号解释评析》，载（台湾地区）《台湾本土法学杂志》总第27期（2001年），第54-55页。